“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李自强
2018年07月10日09:44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1982年9月6日,中共十二大通过新党章。(资料图片)

1981年底,刚刚恢复重建三年的中央纪委做了一份《信访简报》。简报主要列举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问题,一些干部甚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存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行为。几天后,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看到这份简报,一向冷静的他拍了桌子。他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对于这份简报,当时的中央领导都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李先念批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邓小平在陈云的批语旁,还加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对一份《信访简报》如此重视,体现出整个中央领导层对当时党风的共同看法和深谋远虑,一如陈云拍着桌子讲的:“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要是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决策。改革开放,使禁锢已久的中国人开阔了眼界,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腐朽的东西也开始冲击很多人的头脑。在经济领域的一些违法乱纪行为,特别是走私贩私活动,不仅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和市场管理,腐蚀干部和群众,败坏道德风气。

中央纪委从1979年下半年起,就开始提出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1981年,又把它列为端正党风的重点工作之一,先后下发一系列通告、通报,推进纠正不正之风和端正党风的工作。但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对纠正不正之风即是端正党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政策不明”“人多面广”“来路不正,用途正当”“为了集体,没装腰包”,因而放松甚至反对查处违法乱纪行为,中央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

1980年11月14日至29日,中央纪委召开座谈会,提出在不少地区和部门中,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还有人对搞好党风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以为这个工作可有可无,甚至把抓党风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对不正之风放任不管乃至纵容包庇。

对此,陈云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论断一经提出,很快在中央其他领导人中产生共鸣。胡耀邦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全党应该注意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邓小平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这一重要论断,也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风问题重要性的代表性论述。

  把遵守政治纪律放在首位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央纪委怎样开展工作?陈云明确指出:“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今后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协助中央和各级党委切实抓紧抓好党风的整顿。”

抓党风,就要抓好纪律的执行。

在陈云的主持下,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政治纪律的专门法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出台。

为使《准则》这一党内法规真正发挥作用,陈云多次强调遵守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1982年9月6日,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发言强调,在考察提拔干部方面“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

在遵守政治纪律这一点上,邓小平也有着相同的看法。他多次要求:“各级党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规定,一切行动服从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

根据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纪委始终把严肃政治纪律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多次在全会中予以强调;同时,又十分重视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纠正一些组织、一些党员在党的纪律上的涣散状态。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

守纪律,是开展党风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如何守纪律,则是开展党风工作的具体方法。党纪面前一律平等、不搞纪律“松绑”,就是这一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

1984年夏天,当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让党政机关干部也尽快富起来”的论调。在这种论调影响下,一些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及其子女开始经商、办企业,以各种名目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有的套购紧俏物资,有的利用职权倒买倒卖。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错误思想也陆续反映出来。有人提出“不吃不喝,经济不活”“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有人甚至认为纪检部门是改革的“顶门杠”、绊脚石,还有的人提出“应该取消检查机构”。

中央领导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1984年10月,中央纪委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集中解决端正党风同搞好改革的关系。10月17日,陈云在中央纪委常委会提请这次全会审议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稿上明确批示:“纪检工作应当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纪律不存在“松绑”,直指当时一些干部在执纪方面的顾虑和误区,体现了中央纪委抓党风工作的态度和方法。继1984年12月3日中央作出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后,1985年1月5日,中央纪委以一号文件形式发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的通知》。

通过严格执纪,到1986年初,全国3万多个类似企业,有80%停办或与党政机关脱钩,参与办企业的9万多名党政干部,80%退出或转入企业编制。

  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给全党带好头”

随着改革的深入,党中央在抓党风的实践中认识到,端正党风,不仅是纪检部门的任务,更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大事,必须全党抓。

1986年1月6日和9日,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即八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中央党政军机关党员干部作全国表率,高级干部首先作表率,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要带头纠正不正之风,从而推动全党抓党风。

全党抓党风的关键是什么?陈云特别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出国留学,名为“自费”,实为外商赞助。陈云看到有关情况后,亲自出面给相关领导干部写信,指出这样做不对,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把孩子叫回来。他特别强调三点:抓党风,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他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给全党带好头”就意味着正人必先正己。这不仅需要高级领导干部过得硬,也对领导机关如何通过加强队伍建设来维护党风提出了要求。为此,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说,纪检干部要以毛主席要求的“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决心,再加上“不怕撕破脸皮”的勇气,抓党风工作。

研究党风与改革的辩证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既现实又崭新的课题。历史永不停息,改革永不止步,思想的解放永远是进行时。但思想的解放不等于纪律不受约束,抓好党风建设犹如窗口上那道隔离苍蝇的纱窗,必不可少。纵观我们党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执政后的经验教训,“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这一论断无不显示出其科学性。王鹤寿指出:“世界上有些已经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前前后后都轻而易举地被打倒和消亡了。人们可以对这一现象提出许多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由于有些国家的共产党长期对党员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进行党性教育,从上到下,失去党性,党风败坏,导致整个党腐败变质,经不起风浪就倒了。”因此,加强党风建设对于在改革路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李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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