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让利和松绑: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

萧冬连
2018年06月13日09:3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中国经济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和松绑起步的。所谓放权、让利、松绑式改革,主要对四个方面:一是对农民,二是对国有企业,三是对地方政府,四是对城镇居民。改革的目标是搞活企业,搞活经济。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收效各异:在农村,引导出一场深刻变革;在城镇,个体经济得以破茧而出;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一些成效,但难如人意。

〔关键词〕经济改革;放权;让利;松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的认识是初步的。从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可以看出,当时认为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于集中,最初的改革思路可以归结为放权、让利和松绑,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积极性(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这实际上重申了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积极性的经济思想。怎么调动积极性?办法有两条: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二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邓小平称之为“经济民主”。放权让利的改革在1958年和1969年至1970年曾经进行过两次尝试。就“放权”和“让利”原则这一点来说,三中全会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此前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了:1958年改革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1979年以后则更加注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58年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中进行,而1979年以后的改革大大扩展了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中进行并扩及对外经济关系(参见张卓元、黄范章主编:《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理论探索》,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年,第7—8页。)。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思想相一致,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全局的“大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页。)这一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把人们积蓄既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所谓放权、让利、松绑式改革,主要对四个方面:一是对农民,二是对国有企业,三是对地方政府,四是对城镇居民。

一、为农民让利与松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列出25项政策,其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让利”,二是“松绑”。

先说“让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提供的积累。1952年至1978年,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这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实现的。尽管70年代后这种转移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值继续增加。(关于前30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计算,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国家从农村净提取的资金总额,最高的认为达6000亿元至8000亿元,最低的认为只有2800亿元。不管如何计算,国家工业化积累相当大部分来源于对农业的提取,则是不争的事实。参见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辩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这种长期的对农业的净提取,是造成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1979年后的新政策,最直接的措施,首先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4月起,先后较大幅度提高了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1980年、1981年、1982年又先后提高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幅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据统计,1950年至1978年近30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共提高117.4%,平均每年递增2.8%。而1979年至1982年4年间,农副产品收购牌价共提高24.5%,其中1979年一次提高21.1%。如果包括议价、加价和市场收购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共提高41.6%,平均每年提高9.1%。(《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第385、386、397页。) 其次是调低了征购任务,实行超购加价、奖售政策。水稻地区口粮不足400斤,杂粮地区口粮不足300斤的一律免购。1979年全国粮食征购基数从755亿斤减少到700亿斤,1982年减到606.4亿斤。1978年前,只有粮食、油脂实行定基数政策,其他一、二类农副产品完成统购、派购任务以后也不准自由上市,只能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从1979年起,对棉花和食糖实行定基数政策,在完成基数任务后,国家加价收购或换购奖售,一些产品可以自由上市交易。(《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第387、391、392页。)超基数收购的粮食、食油(包括油料),由原来加价30%改为50%,棉花加价30%。先后对牛皮、棉花、油脂、食糖实行奖售,主要是奖售粮食,实行棉粮挂钩、糖粮挂钩等,还有奖售化肥。(郭今吾主编:《当代中国的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6、129页。)再次是减免税收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1979年,低产缺粮地区免征农业税共47亿斤。同年7月,国家决定提高农村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起征点,放宽新办社队企业减免税收年限(一般地区新办企业3年免税,民族自治县和边境县5年免税),使农民一年得益20亿元。同年9月,国家决定对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和农用电实行价格补贴,使农民一年少支出20亿元。(《百科知识》1982年第12期。)

再说“松绑”。停止批判所谓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批评把社队的多种经营,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甚至按劳分配都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做法,停止和纠正“穷过渡”的做法,强调保护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5页。)。在给予生产队自主权和给予农民自由方面,其宽松度大大超过了以往。最初的政策底线有两条:一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基本制度;二是保障国家对农产品的足额收购。在这个基础上,生产队有权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和责任制形式,自主安排生产计划;农民有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和进入集市贸易的自由。

对农民来说,影响最大的或许是两点:一是摆脱“以粮为纲”的束缚,鼓励生产队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二是取消对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限制,允许农民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给予农民的“小自由”,作为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来源的补充。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往往经营得最好、最精细,经济效益最高。1978年,全国农民从家庭副业中获得的人均收入35.79元,占到全部人均纯收入的26.79% (《光辉的三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然而,为了巩固集体经济,消除农民自发的离心倾向,许多年份对农民的“小自由”设置了种种限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把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来批判的做法,重新肯定了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提出应当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规定自留地约占生产队耕地总数的5%至7%。据统计,全国自留地由1978年的8500余万亩,增加到1980年的1亿亩,所占耕地比重也由5.7%增加到7.1%。有些省、市、自治区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四川省委1979年底发出扩大自留地的文件,决定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15%以内。(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82)》,经济管理杂志社,1982年,第V-20页。)1980年,四川全省自留地总数已占到总耕地的10%以上;宁夏规定自留地可占耕地面积12%(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第IV-14页。)。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还将一部分荒山、荒坡、水面拨给农民使用。在新疆、内蒙古等牧区放宽了自留畜的政策。各地取消了对社员家庭副业经营范围、品种的诸多不合理限制。农户自留地的种植品种不再限制,完全由农民根据市场作出决定。取消了限制农民家庭饲养猪、羊、家禽的数量和禁止饲养大牲畜的规定,鼓励发展家庭养殖业,包括养鱼、养珍珠,甚至养水貂之类的名贵动物。(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 V-20页。)

与此同时,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和价格。之前几十年,传统的农村集市贸易一直存在着,但日趋萎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集市贸易是被作为“资本主义的路”来堵的,城市农贸市场基本全部关闭。1976年底,全国城乡集市只有2.9万个,比1965年减少近8000个(《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第558 页。)。1979年,恢复城乡集市贸易,放宽三类农副产品的价格管理,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经营许可,集体、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网点大量增加(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参见《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第374—375页。)。农村集市数量迅速增加,1979年,全国农村集市数即恢复到3.6万多个,接近1965年的数量。一些传统的集、墟,如早市、露水集、夜市、夜交会、山会、古会、骡马大会等都得到恢复。(《全国已有三万六千多个农村集市》,《人民日报》1980年3月10日。)1980年和1981年,国务院进一步放宽政策,农民可以从事鲜活产品和三类产品的贩卖;可以进城销售;可以到集市上购买或出售大牲畜;在集镇经营饮食业等(肖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51页。)。城市农贸市场也逐步开放,1981年城市农贸集市达到近3300个(《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第379页。)。1980年以后,对粮食、棉花、生猪等国家统购、派购的重要农产品,在完成国家收购计划以后,生产者与经营者可以议价购销。1983年,茶叶、牛、羊、鸡蛋、水产、水果等取消国家定价,改为议价。1984年同1978年相比,各部门管理的农产品价格,从113种减到50种,减少一半以上。1984年7月,国务院发文继续减少统购、派购品种,开放一部分木材市场,淡水鱼已全部放开,海水鱼也要逐步放开,鼓励农民从事经商活动。 (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报告》(1984年7月19日)。)局部的农产品市场开始形成。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

对体制问题的议论,最初从上到下都把目光集中到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因为现行体制的弊端和矛盾集中反映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在传统计划体制中,企业不过是主管部门的附属物。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日常经营的复杂性与行政管理能力有限性的矛盾日趋突出,生产与需要的脱节日益严重;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内无动力外无压力,效率呈下降趋势,加剧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事实上,对企业运行僵化和低效率问题,早就有所觉察。1958年、1969年至1970年两次改革预案中,也不只是向地方下放企业,也包括对企业放权让利。孙冶方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 (参见《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 229—242页。)。他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只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烈,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所谓修正主义,向企业放权让利并未实行,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向地方下放企业的“行政性分权”上面,造成“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低效问题并没有解决。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就提出:“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4页。)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思考着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1977年11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的《经济计划汇报要点》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30条”)两份文件,都涉及“工业管理体制”问题。开始考虑的改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上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建立各种企业性的公司和联合公司;另一个是给企业放权让利。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提出,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给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搞活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先念在会上指出:“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必须认真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给企业以“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不能“把各企业当作任何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拨动的算盘珠”。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找到一条出路,跳出在行政性分权的“老套中循环”。 (《李先念文选(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331页。)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到:“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社论:《必须扩大企业的权力》,《人民日报》1979年2月19日。)。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上。

袁宝华回忆说,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上,“李先念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为了搞活企业,频繁派出人员考察国外企业管理先进经验。1977年,袁宝华、李强等考察了英国和法国。回国后向李先念作了汇报,李先念要求国家经委再组团考察日本的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1978年10月底到12月上旬,国家经委组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向国务院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会。考察团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都深感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考察团给国务院的报告正式提出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和企业改革的问题。袁宝华说,对日本经验的介绍“先念同志听进去了,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初,李先念找袁宝华谈,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国家经委研究室到一些地方调查研究,提出“扩权十条”。3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与会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都热烈拥护。提交到4月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得到会议认可并原则通过。(本刊特约记者:《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访袁宝华同志》(三),《百年潮》2002年第11期;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袁宝华于1978年6月至1981年3月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1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国家经委主任。)1978年底、1979年底、1980年春,袁宝华率团先后赴日、美、欧考察,深切了解到国内外企业管理效率的巨大差距,对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这件事十分热心,希望把国外经验引进中国。1978年底,国家经委访日团回国即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任会长,邓力群任顾问。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系统轮训省级、大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国有企业管理干部,听取国外企业管理经验,首先是日本经验的介绍。(国家经委举办的研究班一直持续到1987年,一共举办了28期。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主要工业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大中型国有企业负责人基本轮训一遍。参见《中国企联大事记》,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网站,www.cec-ceda.org.cn。)

这时,许多经济学家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上。如薛暮桥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目的是为使企业能够改进经营管理,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薛暮桥:《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在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84期。)廖季立认为,改革的中心是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廖季立:《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探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2期。)。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的联署文章提出,关键是必须使社会主义企业自动化,时时刻刻发挥企业的主动性,首先必须承认它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性(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自动化》,《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50期。)。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倡导者中,还有马洪、蒋一苇。1979年9月,马洪向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与扩大企业自主权》中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参见《马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8—245页。)。蒋一苇以提出“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企业本位论”认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企业不应该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应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能呼吸,能吐纳,能成长,能壮大,对外界的刺激能产生自动的反应”的“能动的有机体”。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蒋一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8月14日。)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在当时引起广泛反响,尤其受到企业界人士热烈赞成,并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蒋一苇的论文在1979年底的中央会议上被选为“参考文件”散发。当然也有反对的,主要是一些中央部门尤其是计划部门,但国家经委十分认同。袁宝华回忆说,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观点“是在理论上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支持”(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便从四川率先开始了。1978年8月,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随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归程中向华国锋提出请求让四川改革先行一步。一是给农民,特别是盆周山区的贫困农民自主决定生产的权力;二是赋予国企改革分配权力,以激发其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提出能否将中央直属的军工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华国锋同意四川搞改革,但不同意军工企业下放。(李彦一:《重庆计划单列始末——上篇·大幕拉启前夜》,《红岩春秋》 2008年3期。)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6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四川的扩权试点得到企业的热烈响应。197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试点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文件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四川之所以“自下而上”选择改革突破口,基于两点认识:一是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搞活经济首先要把细胞搞活;二是企业自主权一实行必然引起连锁反应,四面突击,逼得各个部门非改革不可(杨培新:《关于经济改革和银行改革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93期。)。其他省市也先后仿效进行扩权试点,如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

中央组织的扩权改革试点是从4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始的。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局、国家劳动总局6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8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这8个企业是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天津动力机厂、天津自行车厂(《〈经济管理〉编辑部举办“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扩权改革由国家经委组织实施。这项改革同样遇到了阻力。袁宝华说,国家经委面临的压力,“感受最深的就是财政部门”(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扩大企业自主权近期必定影响财政收入,增加财政压力。因此,从一开始,财政部就与国家经委发生了分歧。扩权建议是李先念提出来的,财政部不能不同意。但财政部确有困难,实在舍不得放。

7月10日至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主持会议,财政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成都会议学习讨论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五个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46页。)会上围绕制定企业扩权条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企业代表、四川和云南代表与财政部代表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争论的焦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争论是由云南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引起的。云南省先后两批50个工厂开始试点,其中省属各系统的30个,地、州、市属的20个。然而,云南的试点没有得到中央部门的支持,中央部门认为,云南省《关于扩大企业权利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直接影响,要求云南省予以纠正。云南省委顶住了,试点没有中断。在会上,云南代表拿事实说明,扩权不但没有影响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收入。1979年上半年云南省的国家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3%。四川代表介绍了四川的试点经验。四川全省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7%,而84个试点工厂的利润同期增长却是26%,也比全省水平高50%以上。“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嘛!”(田林:《扩大企业自主权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人民日报》1979年7月24日。)一位领导人听后称赞说:你们把经济工作搞活了,成了一个“孙悟空”(李文:《做四化的“孙悟空”把经济工作搞活》,《人民日报》1979年7月25日。)。

四川代表的发言很有力,最终说服了财政部代表。许多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愿意做试点单位。为了尽快推动改革,国家经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财政部的意见,达成妥协。所以五个文件扩权有限,让利也有限。(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7月1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五个文件。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其基本思路是搞活企业,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对四川、云南等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成效作了集中报道和宣传 (如《企业有了发展生产的内部经济动力——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取得好效果》,《光明日报》1979年7月28日;《云南五十个企业扩大自主权效果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0日;《闯开了一条办活企业的路子》,《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四川百个企业迅速扩大再生产》,《人民日报》1979年9月1日;《关键是思想解放勇于实践》,《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择各自所属国营工交企业组织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79年底1980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机构组织了多次扩权改革试点调查。其中有:1979年10月17日至12月7日,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到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调查;1979年冬,人民银行总行也组织了一个经济改革调查小组到四川调查,走过成都、灌县、乐山、自贡、重庆、渡口等地;薛暮桥带领中财委体制组到上海去看经济改革情况等。调查中发现,“企业的厂长、书记、各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或者是省、市领导干部,积极于改革、致力于试点的都大有人在。尤其是许多基层干部,可说是雄心勃勃、劲头十足”(中办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企业职工的态度显然是与其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企业有了一些财力解决职工迫切需要解决的“三子”(儿子、房子、票子)(所谓“儿子”,就是自主安排子女就业;所谓“房子”,就是为部分职工解决住房问题;所谓“票子”,就是增加奖金福利。参见杨培新:《关于经济改革和银行改革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93期。)问题。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的报告,把地方企业扩权试点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随后,扩权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到1980年6月,发展到6600多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已达到80%以上,北京已达到94%。(《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398页。)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显现出“搞活企业”的最初成效。企业有了一定的改善经营管理、适应市场需求的动力和财力。在经济调整时期生产任务不足的环境下,一些企业自己想办法,依靠市场救活企业。企业自销权为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钢材市场调节是逼出来的。过去钢材生产的计划性是最高的,1979年调整后,原来“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钢材分不出去。形势所迫,许多企业领导亲自带队四处推销。1979年全国自销钢材81.8万吨,1980年上半年达到84.9万吨。成都无缝钢管厂1980年自销合同部分已占到42%,江苏省1979年冶金产品市场调节部分已占30%至35%。(柳克勋:《钢材市场调节把经济搞活了》,《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47期。)率先进入市场的还有机电产品,1979年,上海、北京、江苏、四川、福建、陕西等省市先后开办了一批综合性的生产资料交易商场(李定主编:《当代中国物资流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7—58页。)。这已然有一点生产资料市场雏形的味道,市场调节机制开始起作用,也为非国有经济获取生产资料提供了一些渠道。因此,扩权改革对市场化的启动还是起了作用的。

(责编:王婧倩)